俄法领导人认为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

机械司法的治理应当从改变司法理念、提升法官裁判能力、加强法官保障以及完善陪审制度等角度入手展开。

利已者与利他者的对立，历来都有，也是人性的两极表现，当权利为本在西法中独霸，道德这一人类生活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则在西法中备受冷落，或沦为空谈，社会这架天平就要倾侧了。庞德意义上的‘morals，是指超越了特定时空的‘morality（道德规范，或具有道德内容的法律规范）并与特定时空的善生活想象相联系的‘道德。

权利是不讲道德的，甚至是与道德对立的，权利只讲责任义务，应得不应得。上帝是纯粹正义，负责监督创世智慧给每个存在施加的命令，受到每一人的尊重、服从和爱戴。而一旦像大著得出诸如‘法律与道德的融合，在西方还只是理论上的愿景，并未进入现实的法律运作之类的结论，我们就丢掉了庞德意义上的‘morals所具有的历史性维度。权利过剩，道德不足是指内容而非愿景。进入 方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西方法律 。

如果认为道德是人性的外显，是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是人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维系人与人、家庭、国家的强劲纽带，那么当这样的道德被毁伤，就需要法律去保护，并成为法律的主要内容。迈彼三章，同符画一者矣。武功山一山三治，各具特色的同时，三地也形成了各自的管理机构和机制，资源分散、多头经营、品牌不一、发展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

二者对合宪性控制程序机制的要求并无太大区别，只是区域协同立法作为一种新的立法形态，涉及的立法权纵向和横向分配的问题较为复杂，这为地方性法规合宪性控制程序机制的完善提供了新的切入点。探索制定地区间产业有序转移的协调合作机制，通过建立重大问题协调解决机制达成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合意，进一步推动产业合理布局、分工进一步优化。[1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载《人民日报》2022年4月11日,第1版。现有的区域协同立法很多都是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实施的，中央可通过发布国家政策或者制定法律等方法推动地方区域协同立法。

无论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是国务院，它们除了立法工作还要承担监督、指导、检查等多方面的工作，难以针对全国所有的跨区域事务开展有效的立法调研和论证。进入专题： 区域协同立法 宪法原则 宪法依据 合宪性控制 。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可以建立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前者主要适用于事前的合宪性控制，后者主要适用于事后的合宪性控制。再次，从地方性法规权限角度进一步探讨区域协同立法内容的宪法拘束。[1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优先推进区域协作：结合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区域，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前提下，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工作，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积极总结并复制推广典型经验和做法。

[7]在对前述观点进行整合的基础上，有学者对区域协同立法的宪法依据进行了层次上的区分：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依据，反映立宪的原意，发展理念则体现了修宪后宪法内涵所产生的与时俱进的发展变化，宪法上的职权职责为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权力运行提供了基本依据。3.要以区域协同立法方式加强对不正当竞争的监管。由此可见，《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对区域协同立法的设定，应视作全国人大以宪法为依据，为适应地方事务管理权的变迁而推进的立法权创设。三、区域协同立法内容的宪法拘束（一）区域协同立法内容权限之宪法拘束如前文所述，从《宪法》关于区域协同立法的有关条文中，我们已经推导出区域协同立法的地方立法性质，结合有关法律的规定，以及区域协同立法的实践，我们可以尝试归纳出符合宪法的区域协同立法的实质内容。

《宪法》第3条第4款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9]此外，还有学者主张区域协同立法属于现有法律规定的地方立法权的范围，是拥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立法机关以现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权限开展的立法活动，并非在我国立法体制外，有一个凌驾于区域内各行政区域之上的新立法主体以新立法权限开展的立法活动，因而它依然属于地方立法的范畴。

管理权是与领导权有所区分的概念，与管理相比较，领导是统领全局，管理则是直接执行。第二种是以规范化形态出现的实际情况，这些需要立法加以解决的问题往往已经被上位法或者中央的规划规定，需要地方立法进一步具体化。

 注释:[1]该条款位于《立法法》第4章中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一节,规定于第83条,文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可以协同制定地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域或者有关区域内实施。从新中国宪法的发展历史来看，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内涵经历了从中央统一立法到逐步向地方释放立法权的变迁过程，这大大丰富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实施地方事务管理权的方式。批准程序针对的是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区域协同立法，而备案程序包含了对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区域协同立法的备案。2.区域协同立法配置应能有效提升区域协同地国家机关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国家机关工作提质增效和市场经济原则从组织优化和经济发展方面向区域协同立法提出要求。这些政策和法律体现了中央对区域协同立法的领导地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需要积极作为，主动推动有关领域的协同立法才符合《宪法》中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在部分协同立法中，协同立法行为没有形成统一的立法文本，形式上依然保持着地方立法的特点。[16]由此可见，根据我国宪法和国家政策的精神要求，区域协同立法应以经济发展协同性为主要目标，即在立法权限内，明确区域经济一体化建构统一大市场的立法目标，配置相关因素作为立法事项。

在此之前需要说明的是，立法可以分为创制性立法和执行性立法，其中执行性立法有其上位法依据，地方立法只要不抵触上位法便不会产生越权立法的问题，而创制性立法是针对没有上位法依据的事项进行立法，对此种立法的内容要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13]汪晓东、张炜、王玉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论述综述》,载《人民日报》2021年7月3日,第1版。

对于区域协同立法而言，地方人大常委会对直接管理事务享有较大的自主权，而间接管理事务虽然也属于中央和地方共享事权，但它们主要由行政权来直接管理，针对这些事权的协同立法应当受到中央较大的约束。这在区域协同立法的文本形式和制定程序上体现得十分明显。

[6]也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解释《宪法》中两个积极性原则和《立法法》中不抵触原则来证立区域协同立法的合法性。[25]此后，2000年《立法法》赋予较大的市地方性法规制定权，2015年《立法法》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制定权，2018年《宪法修正案》对此予以认可，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规范内涵再次扩大。[5]参见叶必丰:《区域合作的现有法律依据研究》,载《现代法学》2016年第2期,第37页。[37]就此而言，区域协同立法需要紧紧围绕区域共同利益来展开。

就此而言，《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设立的区域协同立法权同之前地方性法规制定权扩大一样，向我们提出了宪法如何应对来自法律的宪法发展的问题，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如何分工将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本文所列举的区域协同合作实践还表明，我国目前区域协同立法尚处于起步阶段，区域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健全，区域协同立法推进艰难，以政府间合作协议、红头文件替代区域协同立法的现象明显，已有的一些区域协同立法也未能真正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实践中，作为社会事实的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的立法例并不少见。

[22]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54年9月16日,第3版。如川渝两地在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立法中，四川省通过了《四川省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重庆市通过了《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嘉陵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决定》，二者不仅在文件名称上有所区别，而且在文件体例与内容上也存在较大不同，协同立法与分别立法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23]参见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02页。区域协同立法应当尽可能落实这些宪法原则。

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并非领导关系，如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能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区域协同立法进行有效控制，那就可能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的情况，损害其他地区和国家整体利益。[17]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更加强调要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清理废除妨碍依法平等准入和退出的规定做法。[24]为了让地方人大更好地管理地方事务，地方事务管理权的实施方式迎来了它的第一次扩张。其次，指出区域协同立法的宪法依据，结合宪法规范条款阐明区域协同立法权的性质与定位。

因此，当前区域协同立法中的协同主要体现在多方参与协商立法的过程中，而非最终的立法文本效力上。除了区域协同立法自身的宪法规范脉络以外，区域协同立法还体现了坚持中央统一领导、提升国家机关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原则和促进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原则。

这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了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的宪法义务。因此，在宪法原则层面，中央统一领导既为区域协同立法划定了边界，也在立法权力体系内为区域协同立法提供了正当性。

2.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负有积极履行中央委托的区域协同立法任务的义务。[10]总之，学界对区域协同立法的宪法依据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的观点，即便是提出宪法依据的学者也未对区域协同立法的合宪性边界展开清晰的阐述，这些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澄清，本文将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